连续3个交易日，国债期货价格大幅下跌。同样，在现货10年期国债活跃券上，收益率水平也在持续上升。

资金成本市场上，价格水平也不再下行，甚至有所抬头。3个月期的Shiobr利率水平，也从4月20日起，持续维持在1.40%左右，不再下行。银行间隔夜资金价格，从4月29日的最低0.6610%，上升到了5月7日的1.143%。

资金价格上升的背后，是供需形势出现了明显得边际变化，债券市场即将迎来供应冲击。从现在起到5月底一个月内，1万亿专项债将发行，市场将出现历史发行高峰，对资金提出巨大的需求。5月7日，北京5年期再融资专项地方债、7年期再融资一般地方债中标利率分别为2.07%、2.62%，均较下限上浮25个基点。

历史上看，每次在地方债发行量较大时期，为对冲地方政府发行缴款，央行往往会采取OMO、MLF等操作，为债券发行提供相对稳定的流动性支持。这次1万亿专项债发行高峰，会不会例外呢？

这一点，万众瞩目。恰恰在这个关键时点上，隶属财政部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4月27日提出，现在应该考虑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在发行的特别国债上，如果由央行直接购买，不但可以避免国债向市场发行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且可以产生和央行扩大货币供应不同的效果。

5月7日，央行原行长吴晓灵回应财政赤字货币化时表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不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也不是不可以央行直接买入国债，而是我们的财政政策是否合适，效率如何。

连续3个交易日，国债价格大幅下跌

5月7日，国债期货价格大幅下跌。截至7日收盘，10年期主力合约跌0.54%，5年期主力合约跌0.54%，2年期主力合约跌0.25%。如果加上4月30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国债期货已经连续大跌3个交易日。

同样在现货国债活跃券上，国债价格下跌对应的是收益率水平的持续上升。根据WIND数据统计，10年期国债活跃券，从4月29日低点2.48%，上升到了5月7日2.60%，上升了12个基点。

有抬头迹象，资金价格不再下行

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上行的是国内资金价格水平，也开始抬头。在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隔夜资金从4月29日的最低0.6610%，上升到了5月7日的1.143%。

3个月期的Shiobr利率水平，也从4月20日起，持续维持在1.40%左右，不再下行。

DR007——银行间质押式回购7天期限利率,也在4月频频跌破1%，4月28日收报0.95%之后，没有进一步下跌，5月7日DR007报价达到了1.4478%

新增1万亿元资金需求，5月将迎地方债发行高峰

在资金价格不再下行的背后是，资金需求的大幅攀升，而央行在5月6日和5月7日都没有进行市场公开投放操作。

5月6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国债单日发行134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在当天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精准有力及时推出8个方面90项政策措施，要更大力度帮助企业渡难关。在年初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1.29万亿元基础上，再按程序提前下达1万亿元专项债新增限额，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

显然，1万亿专项债在5月一个月内发行完毕，将再次出现历史发行高峰。对于资金投入需求大增，债券市场或会面临“供给冲击”。5月7日，北京5年期再融资专项地方债、7年期再融资一般地方债中标利率分别为2.07%、2.62%，均较下限上浮25个基点。

国海证券(4.320, 0.00, 0.00%)分析师靳毅表示，从历史上来看，2016年2季度及2018年8-10月份，利率债密集发行期间，供给压力均推动长债收益率走高。今年政府赤字率将有所扩大，供给压力依然不小。在此情况下，做多长债的情绪将受到压制，曲线陡峭化可能阶段性维持。

中信证券(23.410, 0.00, 0.00%)明明团队认为，5月财政发力，大规模的政府债券发行将对流动性造成一定扰动。在地方债发行量较大时期，为对冲地方政府发行缴款，央行往往会采取OMO、MLF等操作，在地方债加快发行的背景下提供相对稳定的流动性支持。

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地方政府债放量往往伴随着资金利率的适度下调，两者互相配合以达到减轻政府部门成本的目的。目前地方债发行利率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地方债发行利率有抬升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流动性收紧，发行利率将进一步抬升，增加宽财政的利率负担，因此适度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十分重要。

显然，1万亿资金资金需求在1个月内发行完毕，市场也期待着央行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宽松操作。此前，4月份在政策引导下，资金成本大幅下降，地方债发行价格从2019年末的3.7%持续下降到2020年4月的2.90%。

避免挤出效应，财科院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

面对疫情发展带给经济的巨大冲击，市场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新的期待。4月27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上提出，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需要前所未有的政策来匹配。

刘尚希认为，在新条件下，应该考虑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在发行的特别国债上，如果由央行直接购买，不但可以避免国债向市场发行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且可以产生和央行扩大货币供应不同的效果。

“通过财政定向发债，能更加有效地对冲前面讲的六大风险点。目前我们没有必要担心通胀的问题，现在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主要是受供给的影响，而不是受需求的影响，而且是结构性的。”

从2008年以来的观察表明，货币存量的变化几乎难以影响消费物价。现在整个货币运行状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胀的机理也发生了改变，财政、金融的结合可以考虑突破传统的财政不能透支的老思路。

过去之所以强调财政不能透支，是因为担心赤字货币化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现在看起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为零。国外十多年来的量宽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需要反思现有的经济理论包括货币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实行新的组合。

刘尚希提出，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政策力度大，更有助于提振信心。在适当的时候央行可以缩表，以防资产泡沫。缩表时，可以考虑将特别国债卖给商业银行。

这是一个无风险资产，卖给商业银行可以调整它的资产结构，通过财政途径发出去的货币可以回收。即使有通胀问题也有办法对冲，货币发行引发通胀有滞后性，可以打时间差，不影响在一定规模、一定程度上进行赤字货币化。至于法律的限制可以由人大特别授权来解决。

刘尚希认为，这样比货币政策仅在再贷款、降准降息方面采取措施更有效。目前，货币政策传导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到市场主体的过程中在操作上有难度。比如，商业银行如何把钱给到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成本约束和风险约束，即使靠行政命令也行不通，因为商业银行毕竟是一个市场主体，不能不讲成本和风险。把这部分钱通过央行给到财政，财政再去救助相应的市场主体，这样在操作上更具有便利性。特别国债不计入中央的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这样可以解除对赤字率出现跳跃性猛增的担忧。其实，央行零利率购买特别国债，也可以视为国家货币发行收益（铸币税）的一次转移，故而可以不计入赤字。

总之，在当前条件下，要有非常规的政策思路和政策方案。同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应当纳入到一揽子的政策方案中，要发挥政策的“规模效应”，以一个完整的专门预算方案体现出来，而不应零散出台政策，否则，在引导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方面作用有限。因此，我一直主张要有一个专门特别预算，用途主要是围绕“六保”，而资金来源就是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有一部分指标也可以挪到中央政府债务中。现在进一步扩大地方专项债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找项目越来越难。从控制债务风险的角度，不应一味让地方发债、让地方去对冲风险，因为地方尤其是基层的风险控制能力比较弱，不如更多地由中央财政来做，中央财政债务从其占比和规模来讲都比地方小。在疫情冲击下，对冲风险的职责应当更多由中央政府和中央财政来承担。

央行原副行长呼应，要看财政政策是否合适

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吴晓灵表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是对财政的支持，也借此吐出基础货币实现信用扩张并创造货币。之所以中央银行不直接购买一级市场的国债，是希望对政府财政有一个市场约束。在非常时期央行也可直接从一级市场买入国债，只要央行的买入量不超出货币政策的目标需求，则不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从现代货币理论来看，不是财政赤字不能货币化，而是看两个问题：一是货币化必须以货币政策目标为限才不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二是财政政策要有效率才不会伤害经济。经济危机时期财政赤字的比率不是不可扩大，此时要在挽救经济与财政纪律中做权衡。

吴晓灵表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不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也不是不可以央行直接买入国债，而是我们的财政政策是否合适，效率如何。

中国的银行体系尽管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传导机制是正常的，央行也在通过再贷款对信贷结构进行调整。因而，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

1）我们的财政政策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为主，还是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主；

2）当前解决就业问题是加大政府投资或政府补贴投资为主，还是救助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为主；

3）财政对困难人群的救助能否精准，减少跑冒滴漏；

4）当前情况下用结构性信贷政策与用财政政策调结构哪个相对更有效率。这些问题清楚了，财政赤字自可扩大，手段自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