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TNews：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外部经济形势已然发生变化。银行在高增长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中高速或中低速发展、增长由数量转为质量的要求。银行必须审时度势，重新审视和构建自己的发展战略、风险偏好、业务流程和风控体系，才能把握方向，准确定位，顺利开启高质量发展的经营模式。

银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经营外部环境面临的重大变化，将会对银行成功战略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经济增长由追求高速度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

商业银行的基本职责是支持实体经济，因此，经济增长模式与银行经营模式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40年的“快车道”发展阶段。1978年，我国经济规模仅为3679亿元。截至2017年底，我国名义GDP已高达82.71万亿元，在40年间增长了224倍，年均增速达到14.5%。即使剔除4.8%的通货膨胀率，实际增速仍高达9.3%，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正如其他大国成长所必须经历的那样，长期高速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当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定阶段后，必然会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并继而转为中低速。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模式也必须从“速度情节”转为“质量优先”。过去习以为常的简单外延式扩张已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必须走内涵式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二是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已由过去供给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转为需求的多元化与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金融既然服务实体经济，那金融体系的结构也必须与社会资源供给配置相匹配。从金融体系来看，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从供给不足转化为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与不充分。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金融业务处于“供不应求”状态，金融服务普遍匮乏，而金融机构只要跑马圈地，就能抢得先机，占据优势地位。随着金融业快速发展，供给不足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城市里甚至出现“银行多于米铺”的状况。但是，数量的增加却不能完全满足日益发展的需求变化。

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科技进步等，金融需求已变得更加多元化，已不仅限于简单的“存、贷、汇”，对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方式等都产生了不同的、更具个性化的需求。例如，“老中青”的金融需求差异。老年人注重服务的持续性和安全性，习惯到营业网点“面对面”交流，存款多贷款少，对传统银行的忠诚度很高，但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新事物的接受度低。年轻人整体而言则更接受移动化、便捷化的新兴金融服务，乐于超前消费但也往往忽视风险和自身承受能力。

另一方面，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例如，“大中小”的金融服务不平衡。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习惯于“垒大户”“傍大款”的经营模式，“二八定律”被很多银行奉为圭臬，大企业、大客户经常是银行的“座上宾”，但对于“小微”“三农”和各种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困境的对象，银行机构依然服务不到位。

此外，不同区域的金融资源配置也存在不平衡。尽管金融整体覆盖性已经比较充分，但是中西部地和农村仍然面临金融可及性不足的问题，金融服务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仍然任务繁重。可以说，面对以上各种日趋多样化和不平衡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还不能完全跟上步伐。

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对金融业正在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金融机构向来是走在拥抱和推动技术发展前列的行业。回溯经济金融发展史，近代几次重大技术革命对银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银行业也主动运用最新技术作为发展突破的契机。20世纪，电讯的发明使金融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金融机构也迅速实现了跨地区甚至跨国境的服务网络布局。电脑的发明使得计算机存储替代账簿，数据处理替代手工计算，大大提高了银行的数据存储与计算效率，同时也为20世纪后期资本市场、交易工具和风险计量技术高速发展提供了基础。当前，起源于互联网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已经带来了第三方支付、移动金融、网络借贷、大数据征信等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横空出世，对金融的影响巨大且还在继续。

“未来已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顺势而为、积极作为，唯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出路在哪？

首先，必须真正转变发展思路。

过去40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银行业也经历了长周期的高速增长阶段，在“大干快上”原则指导下攻城掠地，只要占据先发优势，就能跑赢大盘。我们看到银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利润增长，以及网点、人员数量的快速扩张。1978年，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量3048亿元。2017年底则增至250万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820多倍。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银行业资产总量几乎是以每4-5年翻一番的速度一路增长，国内银业机构频频入围各种全球千强、世界百强榜单，并勇夺全球最大银行的宝座。

《吕氏春秋察今》有句话叫“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外部经济形势已然发生变化，银行业的发展战略、风险偏好、考核体系、治理机制，如果仍然停留在高速增长的时代，势必造成目前一些银行存在的焦虑、迷惘和种种“不适应症”。在高增长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或许已经深入骨髓，但是这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惯性已经严重不适应中高速或中低速发展、增长由数量转为质量的要求。例如，过去按高增长目标为靶心，似乎总能激励员工完成指标，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现在仍然执迷于两位数增长为标杆，显然已不合时宜。又如，在风险偏好方面，过去很多银行将担保链、担保圈认作具有增信和缓释风险作用的手段，在高速增长期间确实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在经济增速下降和行业发展分化期间，其效果就大打折扣，甚至出现反向作用。所以，银行必须审时度势，重新审视和构建自己的发展战略、风险偏好、业务流程和风控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不会手足无措，才不会有“业务不好做”的焦虑与惶恐。

其次，必须立足比较优势“精准定位”。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终结一家机构一直“独步江湖”“包打天下”的模式，也会终结一种经营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例。

目前，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集团，都做不到一家机构“吃遍天下”，不同集团也有自身差异化的定位目标，根据比较优势，选择特定业务、服务、客户，突出主业和核心竞争力，不可能“遍地开花”“四处突击”。在我国金融服务进入需求个性化的发展阶段，银行业机构必须在综合考虑自身发展经营情况、禀赋特点以及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对市场进行细分，在整个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中找准自身的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做精做细。定位确定后还须长期坚持，保持战略定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为外部诱惑所扰，不为短期利益所惑。

再次，必须积极主动拥抱科技。

历史上，重大科技革命都能推动金融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在创新服务品种、改进服务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服务效率等方面，每次重大进步都与技术发展相关。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迄今为止，科技是金融机构运用的手段，任何科技革命并没有改变金融业的本质和规律。金融作为资金融通的核心功能从未改变，作为经济活动综合中介的本质从未改变，作为资源配置和风险管控的专业职能也从未改变。

银行业机构想要常在常新，不能畏惧技术革新带来的挑战，而是必须积极应用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在科技金融（Fintech）和合规科技（Regtech）等方面，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监管部门也应在监管科技（Suptech）方面有所作为，改进和提高监管效率。

最后，必须做到“有身体、有骨骼、有灵魂”的三位一体。

银行业机构要想成为“百年老店”、基业长青，还必须建立“有身体、有骨骼、有灵魂”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所谓“身体”，就是外在的、有形的，如银行的高楼大厦、客户群体和资产利润等。这些是触手可及、可感观的实实在在的“外表”；所谓“骨骼”，是指支撑银行运行的体制机制，例如公司治理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监督考核机制等；所谓“灵魂”，则指内化于银行的文化和价值观，是银行立行之本。这三个部分紧密结合、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身体”，银行失去了安身之所；没有“魂”，则心无所住，徒有其身则如“行尸走肉”；没有“骨”，则外在的指标数据缺乏坚实的基础，不具可持续性。实事求是地讲，这恰恰是很多金融机构的通病。银行要想行稳致远，不仅要“健身”，也要“修心”，更要“铸魂”，做到三者辩证统一、融为一体。

尽管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严峻，但也应当看到，我国银行业仍处在新时代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应保持定力，加快转型，共同推动我国银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根据作者在2018年7月11日《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上的讲话整理）